IDC在其最新发布的《全球半年度智慧城市支出指南》中给出了这样一组预测数字：2023年，全球智慧城市的科技相关投资将达到18946亿美元，其中中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89.2亿美元。

聪明人不难算出一个账单。仅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技术投资就已经形成了一个1000亿级的市场，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里。可以从中挖掘的市场潜力肯定会超过1万亿元，更不用说一个新的蓝海市场了。

情况也是如此。在不久前结束的第21届高交会上，智慧城市出人意料地成为各种论坛和参展商的热门话题。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城市的出现都有着前所未有的普及性。同时，如何吃到智慧城市的蛋糕逐渐有了一个“标准”的答案。

智慧城市需要顶级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智慧城市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2008年，IBM提出了“智能地球”的概念，并于次年在美国杜布克市建立了第一个智能城市。重点是利用物联网技术将一个有6万居民的社区的水、电、油、气、交通等公共资源连接起来，方便城市管理者对数据进行监控、分析和整合，使整个城市的资源利用更加清晰。

2013年世界七大智慧城市名单中没有中国城市，但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发布以来，中国智慧城市试点项目逐步加强。根据德勤的一份调查报告，全球已经有1000多个智能城市在建，其中490多个分布在中国，占48%。

只有“智慧城市”自诞生以来就不是一个标准化的概念，甚至有人把智慧城市的迭代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智能城市1.0时代，政府单一挑战下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是主要任务，数据的横向访问、交换和共享尚未实现。在智能城市的2.0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开始盛行，成为智能城市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典型的象征不过是一场至多运行一次的政府改革，开放不同部门的商业数据，然后集中精力解决一个场景。在智慧城市的3.0时代，不仅是数据的传递，大量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的实时收集、共享和计算的需求也逐渐衍生，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按照行业的一般规律，智慧城市的概念从小到大似乎没有错，但也暴露了智慧城市建设中“瞎子摸象”的事实，直接导致了一个失败的案例，如武汉开发区未完成的智慧云平台项目。

作为微软在中国的第一个智能城市项目，它因其完整性、合理性、安全性和兼容性而被起诉。至于失败的原因，大量的资金花在了购买IT软件、IT集成和云服务上，而业务规划、集成和运营的费用显然考虑不够。典型的重点是工具购买、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和运营。

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教材。如华为参与建设的兰州新区，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被视为国家新区智慧城市的标杆。兰州新区与武汉智能云的最大区别在于，除了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华为还帮助兰州新区建设了城市数字平台和城市智能大脑。后者也是盲人触摸图像的产物。前者已经有了清晰的顶层设计。

毕竟，建设一个智能城市不能只是拼凑，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可以不断成长和进化。前提是进行顶层设计，不应局限于信息技术层面的设计，而是一种能够在预定的生命周期内实现持续服务，有效帮助城市实现善治、惠民和创业的机制。

只有一个起点，没有终点。作为华为智慧城市的合作伙伴，北明软件总裁应华江在谈到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时，给出了这样的观点：“智慧城市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实际上是在呼吁智慧城市的顶级设计。智慧城市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知识积累工程，需要分阶段、分批次实施。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数据应该在构建之初就被整合和共享。

作为顶层设计的中心任务。句子的后半部分也应该突出重点。在理解“没有终点”的含义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当前智慧城市的正常情况。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智能城市已经进入深水区。这里的“深水区”不是白热化的市场竞争，而是智慧城市需求方面的变化。过去，智慧城市的建设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或一些企业共同推动了它。答案显然是后者，是建造一个服务于表面、用于参观的智能城市，还是让居民有一种参与和获得的感觉。

韩国的“宋道新城”就是一个教训。自2002年以来，韩国计划在填海造地的600多公顷土地上建造一座智能城市。它不仅能让社区、医院、公司和政府机构共享全方位的信息，还能将数字技术延伸到住宅、街道和办公楼，将城市的两端连接在一起，就像一个无形的网络。

不幸的是，宋道新城原本计划在2015年全面投入运营。经过两次延误，运行时间被推迟到2022年。宋道居民自嘲，住在“一个废弃的监狱”，也被称为“切尔诺贝利式的鬼城”。宋道新城实际上犯了一个智慧城市的“重建设、轻运营”的错误。城市里新技术的堆积并没有给居民带来他们应得的情感和体验。

换句话说，除了顶级设计，智慧城市需要找到“运营”的关键，这也是没有终点的原因。特别是，中国的智慧城市正在逐渐聚集。不同场景中的客户对智能城市运营有不同的需求。

如果是省级智慧城市，其立足点在于数据资源的整合、治理、调度和生命周期管理，其重点自然落在数据的整体运行层面。如果是一个城市层面的智慧城市，出发点是城市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市县两级三个职能部门的整合。在县一级的智慧城市，重点需要放在县一级的综合管理上，为居民带来可见的智慧。

考虑到顶层设计和长期运营之间的平衡，数字双城逐渐成为智慧城市的一条新路。首先，建立一个与实体城市相匹配的数字城市。然后，通过实体城市和数字城市之间的协同互动，以可视化的方式实时展示城市中的停车场、交通灯、高速公路等资源，重塑智慧城市的规划、管理和协调机制。

华为的“平台人工智能生态”模式潜藏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背后，是从蓝色海洋中挖掘黄金的又一个新机遇。

从2016年左右开始，像百度的智慧城市、阿里的城市大脑、腾讯的智慧城市、大华的城市中心，甚至金融巨头、人工智能独角兽和房地产制造商，一批不同身份的参与者都在积极参与城市智能的浪潮。

当外面的野蛮人涌入智慧城市赛马场时，以华为为代表的it巨头也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比如华为在2019年提出的“1 1 N”。

第一个“1”是一个沃土数字平台：它是一个城市数字基地，通过整合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如底层IOT、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视频云、统一通信、5G、人工智能等而建立。它也可以理解为华为的数字平台能力，使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合作伙伴和不同的需求在城市的平台层之上。

第二个“1”是城市智能大脑：基于华为的数字平台，它整合不同行业的数据和能力，形成所有智能应用的中心大脑；

第三个“n”是指各种智能应用：生态合作伙伴基于华为沃土数字平台开发的各种智能应用，如智能政务、智能城市管理、智能应急、智能教育、智能供水、社会治理等。

之所以提出“1 1 N”解决方案，与华为智能城市的“平台人工智能生态”战略有关。作为数字双城的崇拜者，华为倡导与其合作伙伴建立智能城市生态圈。与此同时，智慧城市的演变发生了两个新变化：

一是技术导向的平台化。根据业内普遍认可的观点，基于顶层规划的智慧城市全生命周期管理可以说是突破智慧城市陷阱的关键手段，这直接导致政府采购模式从基于渠道向基于平台的逐渐转变。作为一个平台方，华为没有选择全纳模式。相反，它与生态合作伙伴携手开发满足智能城市需求的商业应用，这也符合华为一贯的“黑土地”理念。

二是商业结构的生态化。智慧城市进入深水区意味着建设不仅要满足政府的需求，还要连接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商业需求。它正逐步与双边网络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给智能城市更多的机会节点。对于擅长平台运营和底层技术的华为来说，似乎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来满足城市客户的业务需求。

华为在江西鹰潭打造的数字双城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案例。

华为已经帮助鹰潭铺设了110万个传感器，覆盖地面、地下、天空和水面。它在城市地区建立了80平方公里的矢量数据，在主要城市地区建立了10平方公里的三维数据。它建立了一个城市的信息系统、数据模型和数字双城的大脑。

尽管鹰潭智慧城市的建设仍在进行中，但已经显示出了所释放的红利：90%的城区安装了智能路灯，节能效果达到30%；物联网智能水表投入使用后，鹰潭市自来水管网漏损率从20%下降到12%，每年节约用水240万吨。通过5G远程医疗平台，可以实现县级以上的全面医疗覆盖。鹰潭支柱产业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15%，成本也降低了10%。

诚然，华为在鹰潭智慧城市的尝试已经巧妙地实现了善治、工业发展和造福人民的目标。甚至可以预测，随着智慧城市的进一步渗透，越来越多的“数字双生智慧城市”将落地，如华为的生态圈模式将逐渐成为标准。

最后，安东尼汤森(Anthony Townsend)在其著作《智慧城市》中对智能城市的定义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的智能管理和运营，从而为城市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高效、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

也许当安东尼汤森写这本书的时候，智慧城市还是一个空洞的术语。短短几年，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的推动下，智能城市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此同时，他们也留下了更多的挑战：从上到下的顶级设计，从下到上倾听市民的声音，以及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