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天京

周天京原创

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始终与时代最突出的问题保持一致。

工业革命的兴起伴随着股份制、公司制和会计。然而，二战后，日益统一的世界市场、战后关注国内经济建设的潮流以及民主化进程中对制度设计的强烈需求，正在推动经济学走向繁荣。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如果政府被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中后台，企业家和公众是前台，那么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研究中后台和前台如何良好互动的学科。正如经济学家阿巴勒纳在20世纪70年代指出的，“经济学选择解决政治问题作为其领域，从而赢得了社会科学女王的称号。

当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经济研究也不可能不研究数据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数据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因此，学术界更有必要开展前沿讨论，以便充分交流和交流意见。

2月21日早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内，全球著名的开放研究机构罗汉霍尔(Rohan Hall)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联合举办了一场隐私研讨会，并就移动数据的价值以及与隐私的关系举行了一场高级学术交流。

其中，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分别是让梯若尔和本特霍尔姆斯特罗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马库斯布鲁纳迈尔、熊伟和耶鲁大学教授德克伯格曼是经济和隐私领域的世界顶尖学者。

在如此高水平的学术交流背后，很可能是一场学术变革。当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从以资本和原材料为主要元素的金融和石油行业(埃克森美孚)转变为以数据和技术为主要元素的信息行业(谷歌、阿里巴巴)时，学术研究重心的转变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这次会议能对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想象普林斯顿大学就像上个世纪的维也纳大学一样。后者见证了奥地利学派的崛起，而前者很可能见证大数据经济学的崛起。

具体来说，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建立了一套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主要内容包含在让梯若尔教授发表的主题演讲“数据时代的治理政策”中。Tirole教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决策者可以通过数字工具(如公民信用评分)实现更好的治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工具一方面可以给生活增加便利，但另一方面，对个人的日常行为也有限制，因此数据治理需要考虑个人效用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蒂罗尔教授正在做关于“数据时代的治理政策”的主旨演讲

然后，Tirole教授试图使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各种治理方法在国家或平台层面的影响。他认为，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可以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但如果设计不当，也可能损害社会福利。

蒂罗教授的研究为分析数字治理政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工具。

数据和数字化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增加对某些群体的信任来提高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效率。以及提高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的组织效率。同时，它还包括预警和在各种紧急情况下采取正确的应急措施。

泰洛的发现非常接近今天的实际情况。在中国目前的科技应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信用评分的雏形。

我最近与一家连锁比萨店的老板进行了沟通，这家店在红杉资本投资了数千万美元。他提到，几年前，为了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他筹集了近1亿元囤积榴莲。其中，他打电话时向朋友借了几千万。后来，当资金紧张时，他去银行借钱。银行只给了他200万元。最后，他抵押了房子，从银行借了更多的钱。

今天，在疫情流行的情况下，由于食客的大量减少，他的餐饮企业再次资金短缺，达到现金流断裂的边缘。然而，这一次，他在多个互联网平台上运行，这帮助他成功获得了数千万的银行低息资金。贷款是在几天内发放的。

换句话说，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银行等社会资源分配机构只能根据“一刀切”的措施(如抵押贷款)来确定借款人。然而，信用评分等新机制有助于被忽视的群体(如餐馆老板)匹配相应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大量互联网银行，如互联网商业银行、微型银行和王新银行，正在成为建立在云计算基础上的银行，同时根据数据向外界提供贷款。

理想转化为现实，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正在改变的“一刀切”应该明白，数据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一刀切治理的概念。

事实上，一刀切的思维是中国过去社会治理和资源配置的主流方法。例如，按户籍(出生地)分配教育资源仍然是今天的主流分配方法，而不是根据需求的紧迫性和对当地的贡献。

在此次疫情期间，一刀切的措施在各种应急措施中也相当普遍，无论是对所有湖北人的特殊待遇，还是避免以42开头的身份证号码。它浪费社会资源，造成公众反对，但也不利于良好的防疫措施。互联网公司开发的健康代码，这种新的数据管理方法，是对一刀切的修正。

通过在线安全卡发放、离线代码扫描和验证，可以判断人员的健康状况，记录体温，识别高危人群，指导国家独立健康申报，从而在社区、企业、学校等不同层面收集数据；政府领导人可以查看不同级别的疫情数据，可以接触更多的群体，覆盖更多的场景并访问更多的数据。公民只需填写一次个人健康状况就可以获得健康代码。有了健康代码，他们可以进出社区、办公室、交通检查站、机场、火车站和其他场景。

对于用户来说，这相当于一个自动填写表格工具在线健康证书。对于管理部门来说，这是一个SaaS系统，实时跟踪居民的健康状况，掌握关键人群的轨迹。大大提高了信息申报和数据清理的效率，实现了全链路跟踪。

如果你想查找发烧病人的病史，过去的做法是从一大堆表格中逐行搜索，以便拼凑出一个人的完整旅程。然而，如果一个健康代码在一个地区被普及，那么每个扫描代码实际上标记了人的位置信息，使得它容易被找到。

这种流行病实际上将数字化的紧迫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作为回应，在题为“数字技术应用和社会治理”的研讨会上，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总结说，信息革命本质上应该是人类的一场合作革命。所以这一次在巨大的压力下，我们看到了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了人类，以及如何合作应对灾难。所以，我想到一个词，数字生存。这是以前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数字生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信息革命。首先，基于数字化的全体公民的参与；第二是全链路和全周期数据跟踪。三是全社会的数字化合作。事实上，这一次是国家领导、充分参与和通过数字技术改变合作方式来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其中，社区防疫系统是改变合作模式的技术之一。就像神经网络一样，它将附近的人们联系起来，并建立起抵御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无论是健康代码、办公协作软件还是基于零售信息化的配送平台，整个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提高了协调和凝聚力的效率，而决策层获得了“上帝的视角”，也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智慧-数据带来更好的决策”、“连通性-数据重塑市场和公司”以及“信任-数据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这三点是陈龙拆解资料价值的三个视角。

这三点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维度：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和社会资源配置的科学化程度。

例如，公交路线的设置可以根据共享自行车的潮汐轨迹来引导，甚至公交路线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进行调整，同时考虑到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其他居民的出行需求。此外，还可以根据某一地区篮球足球销售和收视率的比较来确定社区的空白处是用来建造篮球体育场还是足球场。

大数据的支持显然有助于科学决策和改善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首先，它是一个社区和地区的分配策略；其次，它甚至与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关。

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罗希特兰巴教授在罗翰大厅的学术交流中谈到了数据监管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他还与马库斯布鲁纳迈尔(Markus Brunnermeier)等学者合作，从产业竞争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反垄断政策。他认为，对于数据产业来说，由于产品和服务形式的本质变化，需要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关系。

回顾历史，前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告诉我们，每一次解放和生产力的提高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动员和组织、国家治理乃至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不例外，它的影响只会更加深远。

关于隐私和边界的讨论数字化的好处不全是正面的，但也有一些负面影响。金税的第三阶段就是一个例子。这种依赖于大数据链接的税收机制确保了税收没有死角，但也产生了“水清则无鱼”的效果。当许多发达国家的税收征收率只有40-50%时，中国的税收征收率在第三阶段达到80%以上。事实上，过高的税收效率不利于人民财富的积累。

这是Tirole提到的数据治理对个人的限制作用。

欧盟通过实施《GDPR法案》对数据的使用施加了规则，但也有许多声音认为，过于严格的控制将使区域经济失去竞争优势，推高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企业活力，最终受害的仍然是个人。

对于个人来说，日常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数据流，盲目追求严格的隐私要求，最终导致一个封闭的城市和与外界的隔绝。这是现实吗？显然，这是不可行的。

关于个人的一切都以极高的分辨率记录下来，并暴露在各种组织面前。这是我们在数字时代从未面临过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迅速回答的问题。

更充分的学术讨论将有利于达成共识。数字化需要界限和尊重，尤其是对隐私的尊重。

在阿尔哈特霍尔研讨会上，耶鲁大学著名的微观经济学家德克柏格曼和他的合作者报道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的研究认为，包含大量个人信息的数据库可以帮助预测每个社会成员面临的问题，个人信息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使得数据中介的存在非常必要。此外，数据中介可以擦除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成分，同时仍然发挥信息带来的价值。

在此之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灵奖获得者萨菲戈德瓦瑟参与建立了一家名为二元技术的公司。该公司正在扮演“数据中介”的角色，即在不同机构之间共享信息，而不通过协同计算服务披露个人敏感信息。

给我们的启示是，铃响之前必须系好。数字过程带来的许多新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需要回归数字技术。

大数据在流行期间的使用也注意到了隐私保护的重要性。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苏少林表示，疫情爆发后，广东省利用电信数据资源分析了从重点疫区进入广东的用户日流量。同时，统计分析近三年春运数据，以及节前出省和节后返程手机用户的漫游情况，避免春运返程时疫情的二次传播。

关于用户隐私，苏少林表示，数据主要用于统计分析，提供人员分布、流动性和区域预警信息，不涉及普通人的个人信息。

我们认为保护隐私并不意味着拒绝数字化。随着技术和相关学术界讨论的深入，人类社会可以在平衡的两端之间找到平衡。

数字经济的未来是什么？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著作中提到了“数字文字管理”的概念，这实际上是数字经济的雏形。他的观点也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启发意义。

所谓“数字化管理”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可以根据事实进行计算，整合到一个记录系统中(核心是正式的产权制度)，并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用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的原话来说，“如果社会能够接受绝对和最高的财产权，那么一切都可以增加、减少、继承、转移和交付给信托机构。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财富的可交换性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并创造一个动态的环境。

这是一个真正的商业社会。市场不是最初的“自动执行市场”，而是现代的“社会计划市场”。它不仅拥有可靠和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和个人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敲诈勒索。它强调可量化的信息被用来创造一个准确的和不可动摇的社会基础。每一项资产及其增减都可以及时更新和记录，可以任意分割、组合并迅速转化为资本。政府保护财产和交易的安全，但不允许任何对财产分配的干涉。这样的社会能够真正把财富储存在人民之中，实现国家财富的快速积累。

当然，由人组成的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具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并且在理论上不会完全按照理想情况运行。然而，在数字经济的滚滚浪潮下，我们至少看到了实现未来前景的一些可能性。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在数字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处于落后和缺席状态，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大国效应”有机会得到充分释放。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抓住的机会。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为数字经济的全面高速发展提供了土壤养分。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历史负担，它的阶级还没有得到巩固，它的公民有强烈的斗争意识，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斗争获得更好的生活。以及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高地位

阿里巴巴拟创建的罗汉堂，可以组织全球经济圈中的“超级大脑”，使学术思想与数字实践互动结合，这无疑是一个有益的信号。